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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论证是法律论证中的核心关节，其任务在于揭示法律事实（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内在关系，并藉此解决行为之可责罚性及其责任范围。

只有当权力是一种合法权力，即掌权者与服从者是一种法理型的权威关系，权力的效应才能够最大化地被激发出来。另外，宪法的存在也大大增强了法律系统对政治系统的影响与反馈。

在结构耦合关系中，环境被分成了两类，一类能够对系统发生影响，另一类无法对系统产生影响。两个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是结构耦合的关系。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都是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的功能子系统，分别在现代社会中执行化约全社会的剩余复杂性与稳定规范性预期的功能，也各自按照有权/无权、合法/非法的二值代码运作，具有各自的运作封闭性与认知开放性。但是此后不断有人告诉我外面在下雨时，这些内容就不再是信息了。法律的改变，只能在下位阶的法对上位阶的法的适用的意义上做出有限调整。

政治最高决策权对这些议题做出决断后，政治系统还必须保证能够执行这些最高决定。例如，借助于法律系统的合法性功能，政治系统做出的集中的有拘束力的决策能够更好地被贯彻与执行，而通过宪法这个结构耦合的形式，尤其通过对立法权限及其程序的设置，法律系统也大大增强了对政治系统刺激的敏感度，从而大大增强了法律系统学习和改变结构的机会。也就是说，宪法能够使得两个系统内部发展出因对方刺激所产生的处理能力与敏感度。

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很难被混同，因为无论对法律系统还是政治系统而言，都没有任何其他的子系统能够在功能上替代它。因此，法律的修改与调整，往往会激发那些因此失望者采取某种政治行动，从而刺激政治系统对此做出反应与调整。当然，尽管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各自内部结构都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但又遵循了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一般性规律。因为政治系统内部只能制造出政治信息。

对于法律系统而言，此种动力因素就存在于常规性司法活动的生长与成熟的过程之中。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现代宪法主要通过法律化的设置将政治系统的悖论隐藏到宪法之中，并借助于法律，而非政治本身，巧妙地将政治系统中主权悖论问题转化成国家机构及其行动的合宪性问题。古典自然法以一个等级结构的宇宙论为基础。结构性漂移的概念则可以进一步指出，虽然这些同一家庭出身和成长的孪生兄弟和姐妹之间，各有不同的体质与性格，但相互之间又分享了许多共同的特征。传统对政治的理解，往往忽略了政治的系统性，而更专注于掌权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性质。

从演化的历史看，由近代早期的绝对主义国家演化到法治国，在18世纪出现了宪法这样一个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形式，乃是人类社会演化历史中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就此而言，政治宪法学提出宪法的司法审查可以暂时缓行，有其深刻的洞察力。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因果关系的条件，是由系统自身的运作，而不是由环境预先设置的。在计划经济中，政治系统否认经济系统的运作封闭性，通过政治系统掌握的大量资源，直接介入经济系统的运营过程中。

被包容的要素能够对系统产生影响，被排斥的要素就很难对系统发生直接的影响。大脑借助眼睛而在相当狭隘的感觉宽频之内与其环境进行耦合，例如在色谱中只有一小部分被眼睛所看到，然而，正因如此，大脑才不必对外界所有的刺激做出反应，从而使得大脑能够有比较充分的时间与资源，组织起内部的复杂性，从而在大脑内部建构起巨大的结构化能力和充分利用系统所接收的有限和少量外部刺激的巨大能力，大脑正因此使得整体器官保持着对环境极其罕见的高度敏感。

三者既具有共性，又具有各自的特性。宪法中关于立法权限及程序的内容，则是从正面规定，政治系统可以通过哪些符合宪法的程序与方式，对法律进行刺激和影响。

这本身就是包含在主权概念中的一个悖论。如果我们将结构耦合的概念与互渗的概念结合起来理解，那么，也可以说，结构耦合概念其实是某种对于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而言都充满更多混乱与无序之流。如果否认宪法的政治属性，将宪法仅仅定位是法律的，很可能就会失去现实感，毕竟宪法是实际上的成就，而非仅仅是作为文本存在，必须承认宪法条款的真正贯彻和实施，一定程度上确实依赖于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使得权力从恣意决断变成了合法权力，一种具有象征性和普遍化功能的媒介。结构耦合的概念表明，自创生系统的内部结构与运作独立于环境，同时，环境中的任何事物，又有可能与系统内部的结构与运作相关。

立约的特定时刻，是一种神圣的时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起源，一个启示的时间，是一个人民做出根本决断的时刻，也是一个立宪的时刻。恰恰是政治系统的此种吸收社会复杂性的功能，使得政治系统必须拥有一种做出有集体拘束力决策的能力。

宪法是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共同演化的产物，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通过宪法将各自二值代码化运作的悖论外部化，从而隐藏各自运作的悖论，保障了各自系统的正常运转。理性官僚制的威力，恰恰来自权力主动地接受法律的约束与改造，从而实现了自身效能的最大化。

政治系统无法决定法律系统，政治系统也无法穿透法律系统，直接对法律事件进行观察与干涉。就此而言，法律在政治领域中发挥了某种关键作用，人民主权的悖论本身被推移到宪法之中。

也就是说，政治系统直接介入经济细节，根本不可能得到经济信息，而只能生产出政治信息。这需要概念与方法的创新。在转型时代讨论中国的宪法、政治与法律问题，就不能以西方20世纪经典法理学所预设的成熟法律体系为预设进行。社会系统必然以心理系统的存在为前提，此即通常所谓没有人就没有社会。

虽然在古代自然法阶段，就已经出现了实证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实证法的变迁，但实证法本身仍然必须被想象为法律秩序的一部分，并且法律规范都只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获得正当的可变性。但反过来说，心理系统其实也以社会系统的存在为前提，例如，假设某个婴儿被抛弃在旷野或者森林，而在脱离人类社会的环境中存活并成长，那么该婴儿的心理系统就无法充分发育起来，而更类似于动物。

由政治决策的被执行/不被执这一组差异所制造的信息，仍然是政治信息，而非经济信息。此时，权力的正当性根据来自法律的授权，而法律的抽象性与普遍性，就可以将权力辐射力传导到最远的范围

在法律系统的所有外部环境中，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都是被法律系统所包容的外部环境因素，例如，政治系统通过宪法与法律系统发生结构耦合的关系，经济系统则通过契约和所有权与法律系统发生结构耦合关系。主权的绝对性有两个来源。

对法律系统而言，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也大大增加了法律的能力。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简单地说，在现代社会，所有其他功能子系统解决不了的那些比较重要的剩余问题，政治系统都要兜底承担责任。进入专题： 宪法学 系统论 。

例如，借助于法律系统的合法性功能，政治系统做出的集中的有拘束力的决策能够更好地被贯彻与执行，而通过宪法这个结构耦合的形式，尤其通过对立法权限及其程序的设置，法律系统也大大增强了对政治系统刺激的敏感度，从而大大增强了法律系统学习和改变结构的机会。就此而言，信息本质上是无法由外而内地从环境向系统传递的，只能是系统内部制作出来，因为只有系统内部结构限制的选择的范围，也只有系统能够通过运作的差异制造信息。

如果政治系统不愿意接受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关系，试图直接介入法律系统内部进行干涉，后果将会怎么样呢？计划经济的例子，也许对理解这个问题会有启发。计划经济导致的危害是，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界限因此被溶解，最终给两个系统都带来了致命性的伤害。

正如卢曼曾经指出的，任何法律的改变，都会造成一个后果，即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外一部分无利。主权者本身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却必须受宪法这样一份神圣时刻之契约的限制，甚至主权者本身，就是这份神圣契约的人为建构。